保持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是对今年经济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解决各类矛盾的关键所在。
现在很多农民进城务工，家中房屋空置，很多村变成空壳村。从国际上看，日本的快速增长期保持了20年，韩国的快速增长期保持了30年。
这些土地可用以补充耕地和建设用地。通过继续引进、消化、吸收，可以利用现成的科技资源提升我们的生产水平。通过改革金融体制，把民间资金的活力激发出来，把100多万亿元资金用好，加快周转速度，能够支持未来一个时期的快速增长，而且今后每年基础货币还要不断增加。若中国的城镇化率今后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持续20年才能达到70%。可以预计,再用10多年的时间，到2026年，中国的人均GDP再翻一番半，可达到12000美元。
只要我们通过改革，不断释放经济发展的活力，再保持20年的快速增长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现在，我国的人均GDP只有4000多美元，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2011年年底城镇化率已出现一个历史标志性的数字，达到51.27%。进入 田国强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开放 高质量发展 。
第四，发展格局的开放度。三、中国经济稳中求进和高质量发展有赖于新发展理念的真正落地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国经济的发展实践数据和市场经济的内在理论逻辑，无不揭示了市场化改革及高度的对外开放对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至关重要性。三要加强环境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增加优质环境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生态产品的需要。当前，社会上一些人因市场化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出现问题，产生一些偏差，就轻易地否定其必要性。
三要建立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和东北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区域联动机制，补齐困难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短板，促进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平衡协调发展。改善营商环境的市场化改革与不是市场化的改革，经济增长率大概率仍将会相差几个百分点。
显然，我们界定的有限政府不是基本不管的政府，而应该是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也就是在维护国家、社会、市场良好秩序的大前提下，凡是市场能做好的，让市场去做，市场不能做好的，特别是在公共服务方面，政府应发挥充分作用。作为人均GDP还较低的最大发展中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中国也需要防止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的控制影响经济发展、自缚手脚。内部看，许多低收入地区，特别是农村青少年无法完成高中教育，导致了很大的起点不公平，从而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后果，包括社会流动性不足的问题。货币政策同样需要对中小微企业和薄弱环节进行定向扶持，防止经济进一步分化，同时用好绿色货币政策工具加大对绿色经济投资的支持，启动经济新增长点，对冲经济下行趋势。
由于应用科技和商务创新是要冒巨大风险的，失败率极高，应充分发挥更具活力和创新力的非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作用，尤其要响应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化、智能化、智慧化趋势，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换。四要制定和实施好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公共政策，通过政策引导企业、非政府组织、个人等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到生态环境保护中来。这些措施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增加外企与中国做生意的吸引力，从而一定程度上化解或破解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或遏制，有利于资源、技术和人才的引入和创新，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二要建立健全生态环境保护的评价、考核、奖惩制度，发挥政绩考核指挥棒的作用，自上而下在各级政府间理顺监管和激励机制。
第四，推动深层次制度性的开放，构建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局。第一，正确处理政产学研的关系，夯实创新驱动发展的体制基础。
这些误区的后果就是政府有为的程度越来越大，而需要有为的地方却缺位。这三点其实也是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三要素。
从历史经验和实践探索看，如1978 年确立的改革开放国策和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带来到20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目标的大幅度超额实现，年增长率10%左右，比7%的预定经济增长率超过了近3个百分点。同时，还要形成大众都关心和维护、保护好环境的社会规范。并且，能源低碳发展的新革命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是今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经济有效能源的根本发展方向。比如，对单一市场的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方法所得到的最优只是局部最优，即局部有效率，但往往会造成全局的无效资源配置。协调发展是一个综合治理的问题。从外部环境看，美国针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封锁持续加码，并开始与日本、欧盟形成联合对华阵线，加上新冠病毒的变异、疫情的反复已使得许多国家意识到产业链、供应链的问题，开始进行在地化、多元化的布局，西方国家很可能会在2022年全面放开疫情防控，加上中国全面清零等严格管控措施，有可能会加剧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外移调整。
这也是导致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预期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如能进行市场化深层次制度性改革，提高市场效率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会产生极大的意外效果。
此外，也出现了原则肯定、具体否定，落实不到位的空心化现象，使中央部署、改革大政方针无法完全落地。会议实事求是地指出了我国经济发展当前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重提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强调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指出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系统观念的科学决策，明确了2022年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坚持创新驱动发展，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殊不知，中国改革之所以在过去40多年取得巨大成就，除了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稳定之外，一些新的因素包括较大程度上的经济选择自由、松绑放权的改革、引入竞争机制、对外开放、民营经济大发展，中国的巨大成就正是在这样的基本制度性市场化改革下才取得的。不重视起点平等和机会公平，甚至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绝对平均主义和大锅饭，忽视不同经济主体的禀赋差异，不知道绝对平均必然会导致绝对贫穷，会造成养懒汉的现象。
鉴于中国经济短期内出现新的下行压力，在总体宏观经济政策定位上还需要保持相对宽松的基调，使积极的财政政策真正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真正稳健。面对中国经济出现的新的下行压力,跨周期调节政策要考虑的不只是短期经济波动，更要着眼于中长期，向市场化改革和开放要红利。当然，以上政策应对主要针对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压力，应对短期稳中求进问题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更迫切、更重要和更根本的还是要靠深层次的结构性和体制性改革及其治理，这是应对预期转弱压力的最有效对策。他们没有意识到，一个必要条件还需要许多其他辅助条件，才能转化成为充分条件，将事情做成。
更令人担心的是，由于市场化改革的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辅助、配套改革措施不到位，一出现问题，就轻易地否定其必要性，认为是市场化改革的错，否认其改革大方向，想走回头路。另一个大局是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时期，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内地发展，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
2015 年7 月，四位俄裔经济学家在美国国民经济研究局（NBER）工作论文《1953年以来的中国经济》中通过标准宏观分析工具的量化研究对1953—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析，并对2012—2050 年的未来经济增长做了预测，分别以改革开放前后各因素的贡献作为假设进行预测比较，其结论之一也是：改革与不改革，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别巨大，年均增长率相差近3个百分点。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开放也已进入新阶段，需要有啃硬骨头、涉险滩、闯难关的勇气和决心，更加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般经济规律，更好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以全方位开放倒逼深层次制度改革，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
其一，包容性经济制度是经济长期增长、高质量良性发展及国家繁荣富强的必要条件，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实施包容性的经济体系，在经济发展方面如果是汲取性的，肯定不行，不具有可持续性。一要制定、完善、落实好相关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以稳定的体制机制和法治化的手段保护生态环境。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主要来源于盘活生产要素、激发工作动力等这样的提高效率的市场化改革开放，而不是主要靠技术进步。一方面，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外部性、公共资源和公共物品的特性，因此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宏观控制和监督是环境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重要保障。并且，这样的决策和谋划应经受得住历史、实践和理论的印证、检验及逻辑推理。同时，中国要利用开放倒逼进一步完善对外商直接投资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体制，建立健全事中、事后监管体制。
在国有企业方面，应遵循竞争中性原则，从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角度出发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竞争政策规则体系。特别是在当前共同富裕成为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之一，社会作为第三次收入分配的主体，也要在市场一次分配主体和政府二次分配主体之外，发挥重要的作用。
改善外部环境，构建良好的国际关系，尤其是加入WTO，通过开放倒逼改革，为中国经济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使得中国经济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但是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开放程度相比，中国还有不小的提升空间。12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了2021年经济工作，分析了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了2022年经济工作。
发展目标和约束条件的改变，意味着过去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要素驱动型粗放发展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必须向创新驱动型集约发展模式转变。外部看，世界上110个左右的国家和地区义务教育年限是超过九年的。
